屋上山砍树时一模一样。恍惚之间，他感觉这声音是从当年出发，穿透了几十年的岁月，为寻找他而来。
木料很快就备齐了，等木料干透之后，陶秉坤就请了木匠、解匠、瓦匠等各色匠人，利用干燥无雨的冬日，把屋加长了两柱，还新造一个包廒。屋上盖青瓦，包廒则是盖杉木皮，还往杉木皮上洒了些茶枯粉，促使它长青苔，这样杉木皮几十年不会朽烂。包廒是作猪栏用的，他打算年后多喂几头猪，能多赚钱不说，田里还可多积些农家肥。他还用了几斤桐油，将所有板壁和屋柱都涂了一遍，使之既美观又耐腐。
新加的两柱屋装好板壁，就成了四间新房。陶秉坤指着其中的两间，嘱咐家里人不要占用，强调说：“这是留给禄生的。”玉山说：“人家是国家干部，堂还不晓得在何方呢！公家的人，成了亲也不会住到乡下来。”陶秉坤正色道：“住不住是他的事，给他留不留，是我这长辈的事。”说着将那两间房扫得干干净净，好像陶禄生要即刻回家住似的。
陶禄生的工作非常之忙，根本无暇回家，心里也无回家的念头。若非必要，回家之举在他看来是不好的，容易让人看作不求上进和工作责任心不强的行为。
这年年底，他来到萸江参加了反贪污、反浪费、反官僚主义的“三反”动员大会。县委书记严子刚作动员报告，他号召所有干部积极行动起来，揭露身边的腐化分子，不管他职务有多高，资格有多老。听到这里，陶禄生心里一动，瞟一眼台上，觉出了蹊跷：怎么没见县长耿永强呢？
晚饭后，陶禄生穿过镇龙桥，想去萸江中学看看。刚出桥头，孙晓琼迎面走来。他想避开，转念一想不好，这样显得他鸡肠小肚。于是就站住不动了，镇静地看着孙晓琼来到他面前。半年不见，她面颊上的红润娇嫩已全然没有，下巴和颧骨显得很尖，眼角有了细密皱纹。
“小孙，你好。”陶禄生半天才憋出一句话。
“我不好，”孙晓琼说，“老耿出了事，他被隔离反省了。有人揭发他贪污公款，还说他去年关闭迎春院时，逼一个妓女和他困了一觉。”
“有这种事？”陶禄生惊诧不已，关切地问，“那，你怎么办？”
“不知道。事到如今，我只能听天由命。”
“如果事情是真的，你应该与耿县长划清界线，与他……”他把分手两个字咽了回去。
孙晓琼摇摇头：“我既然嫁给了他，就不能在这个时候丢下他不管。”
“我能帮你什么忙吗？”
“谁也帮不了我。”孙晓琼揉一揉眼睛，“陶区长，你不用为我操心，你并不欠我什么。对我来讲，这一切都是咎由自取，命中注定。”
说完，她擦过他的肩膀，走了。
陶禄生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隐没在暮色中。
不久，一个三人专案工作组来到青龙镇，了解资本家孙梅林及其女儿拉耿永强下水的有关情况。陶禄生刚从青龙山下来，草鞋都没来得及脱，一听工作组的来意，立即提出异议：“据我所知，孙梅林只是个茶行小老板，算不上资本家。”工作组长不悦，说：“是否资本家另当别论，他向耿县长行贿是查有实据的。阳历年之前，送了他一笔钱！”陶禄生想想说：“阳历年前，他们已经是翁婿关系了，你怎么知道是行贿，而不是送礼？”工作组长涨红了脸：“陶区长，你怎么帮他们讲话？可要站稳阶级立场！”陶禄生不温不火：“我不想帮哪个讲话。你硬说是行贿，那也与孙晓琼无关，我了解她，解放前夕她就参加过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，是个进步青年，参加工作后也积极要求进步。她与耿县长结婚，不是谁拉谁下水的问题。这件事，李书记很清楚，是耿县长主动追求小孙的，你们可以去问问李书记。”
然而李世杰书记说他不太清楚，陶区长和孙晓琼关系比较密切，还是他介绍情况吧。
陶禄生恼火了：“他怎么不清楚？小孙本来不愿意，最后还是他在酒席上拍的板，要小孙嫁给耿县长的！”工作组长劝道：“陶区长，不要这么冲动吧。我们还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，表面上是耿县长追她，焉知她不是使用了欲擒还纵的计谋呢？”陶禄生缓和了口气说：“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把小孙往那方面想呢？”工作组长拍拍他的肩：“不是我们一定往那方面想，而是斗争形势逼得我们不得不往那方面想！耿县长是个老革命，犯了严重错误，令人遗憾，即使如此，他也还是我们这边的人。说白了，你若能证实他确是被孙晓琼拉下水的，他就能罪减一等，即挽救了老干部，又是我们的工作成绩。”陶禄生诧然失色：“那孙晓琼不罪加一等？我们岂能对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如此不负责任？”工作组长厉声道：“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重要，还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生命重要？陶区长，你的某些情绪很危险，在大是大非上，你可不能糊涂！”陶禄生觉得压抑：“我们总得实事求是吧？”工作组长说：“怎么就不是实事求是，你看透了她的内心？其实，你的证词很简单，只要你证实她诱惑过耿县长，甚至只是对耿县长笑过一下，就行了。笑也是拉人下水的方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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